红军长征中，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，分别是谁
2005年，坐落于四川省泸定县城西南的“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”开馆，馆内竖立了22根柱子，用于纪念当年参与夺桥的22名勇士。但当时在这些柱子上，只有五根柱子刻有勇士的姓名，而且五根有姓名的柱子上也只有两根柱子雕刻了勇士的头像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1935年，中央红军渡过江后开始向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挺进，这条路线与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走得非常相似，主要是因为渡过江后地势非常复杂，左边有天险雅砻江和大雪山山脉，右边则是大凉山，不利于部队在行军中补充给养。得知红军即将进入安顺场时，随即调动了中央军十几万人，川军五万多人，要在大渡河沿线对红军进行封锁和。安排妥当后，还打鼓励各军，他认为石达开的大军当年在大渡河被清军消灭，如今红军也进入这一地区，显然是重蹈石达开的覆辙，希望各军将士借此机会建立军功。显然将红军比作“第二个石达开”，但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，红军不是石达开！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，非常果断地决定要在安顺场渡口进行强攻，不过在此之前，由左权率领的红二师第五团抢先攻占大树堡渡口，并佯攻对岸防守的川军，做出想要抢渡的样子。这一做法不仅把川军的主力吸引到了下游的大树堡渡口，也为、率领的红一师抢占安顺场渡口赢得时间。1935年5月25日，红一师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的带领下率先到达安顺场渡口，并搜寻到了用于渡河的一艘木船。由于当时防守安顺场渡口的川军早已接到命令，将南岸的船只和粮食全部转移到了北岸，而且还准备烧毁南岸的民房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寻找渡河工具变得超级困难。红一团找到的这艘木船成为抢渡的唯一工具，在岸上火力的掩护下，红一团的第一批战士成功登岸，并迅速控制住渡口。随后其他战士陆续渡河增援，合力将北岸川军的一个营击溃，巩固了渡河点。占据渡河点后，战士们发现这个渡口的水流非常急，根本没有办法搭桥，于是大家只能继续搜寻渡河工具。后来又找到了两艘小船，加上原来那艘一共三艘，但是仅靠这些小船渡河非常费时间，全军渡河至少需要一个多月，敌军的追兵早就来了。面对渡河难的问题，、和经过讨论决定：沿大渡河两岸兵分两路，火速夺取320里之外的泸定桥！具体方案是：和率领红一师为右路军，从安顺场渡河沿东岸后北上；率领红二师、一军团指挥部和五军团为左路军，直接从大渡河西岸北上，两路夹击夺取泸定桥。也预料到红军会走泸定桥，他致电当时的川军首领刘文辉，要他炸毁泸定桥。作为地方军阀，刘文辉也有诸多考虑，一方面是泸定桥在当地经济贸易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如果毁掉等于自断财路；另一方面是如果毁桥，自己人也无法过河，万一东岸失守，自己的援军想救也难。考虑再三，刘文辉给的答复是：“不用毁桥，只要拆了木板就行。”刘文辉的决定有为自己考虑，也有对红军实力的低估。红军左路军一军团二师四团从安顺场出发一天后，接到中央的命令：要求提前一天夺桥，务必在5月29日前拿下泸定桥。当时红四团离泸定还有120公里！一天一夜要行军120公里，这种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红四团做到了！次日早晨六点，由团长王开湘和政治委员杨成武带领的红四团率先到达泸定桥，然而此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泸定桥，却只剩下光秃秃的13根大铁链。对岸是敌人凶猛的火力，眼前是一根根立足都难的铁链，这样的桥怎么过？当时王开湘与杨成武商量，决定分三队人进行夺桥，一队人背上木板从桥上进行正面强攻，一队人在后面用火力掩护，再派一队人从下游二公里处悄悄渡河，对敌人进行干扰。其中负责桥上正面进攻的勇士有22名，他们冒着炮火艰难前进，将身上携带的木板铺在铁索上，对桥面进行修复；负责下游渡河的则是七连的六十多位战士，他们就地取材制作了两只木排，竟然成功渡到了对岸。七连的战士在对岸与敌人展开激战，吸引了敌人大量的火力，也为正面进攻的战友们赢得了时间。经过激烈交战，红四团战士于下午五点成功攻占了泸定桥！这场战事结束后，参与夺桥的勇士们立刻各自归队，当时也没有记录下他们的名字。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，王永模调到泸定县支援建设的时候，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这些勇士。经过不懈努力，他终于找到了22名勇士中的5名，分别是红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，红四团一营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，红四团一营二连党支部书记李友林，红四团一营三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，红四团二连四班副班长刘梓华。这五名勇士被刻在了“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”的方柱子上，当时王永模成立的“寻找勇士三人组”并没有就此停止，他们走遍大半个，终于又找到了七名勇士的信息：红四团一营二连特等机赵长发；红四团一营二连战士杨田铭；红四团一营二连战士云贵川；红四团一营二连士战魏小三；红四团一营二连士战刘大贵；红四团一营二连战士王洪山；红四团一营二连战士李富仁。这七名勇士中，魏小三、刘大贵、王洪山和李富仁在夺桥的时候牺牲。因此到目前为止，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已经确认了12名，还有10名勇士未能找到姓名信息。飞夺泸定桥的成功打破了要把红军变成“第二个石达开”的幻想，也向敌军展示了我们红军“飞速”的作战速度与能力。战争的胜利离不开红军将领巧妙的战术安排与果断的战术部署，也离不开战士们英勇奋战的精神。在长征路上，像泸定桥这些“无名”的勇士有很多，他们在危急关头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连姓名都没来得及留下。
杨秀清“逼封万岁”是真是假
关于杨秀清是否曾逼洪秀全封其为“万岁”一事，其实是有争议的。不过多数学者还是认为确有其事。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，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，以至于公开决裂，爆发了骇人听闻的天京变乱，东王杨秀清被杀，北王韦昌辉、燕王秦日纲被处死，翼王石达开率精锐出走，令天平天国元气大伤。长久以来，由于太平天国一直处于清军的封锁、包围之中，使得外界很难获得准确的信息，即便是对于天京变乱这样的大事也是众说纷纭。关于天京变乱发生的原因，存在有多种说法，其中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是，东王杨秀清不满足既得利益，用“代天父传言”的伎俩给自己谋权夺势，并且逼天王封他为“万岁”，从而引发了洪秀全的不满。按照这一说法，洪秀全密令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和燕王秦日纲三人诛杀杨秀清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至今也仍未发现足以证明洪秀全曾下达相关密令的证据。另外，在天京变乱中，领兵攻打东王府的是北王韦昌辉和燕王秦日纲，翼王石达开领兵在外，并未参与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后，韦昌辉和秦日纲大开杀戒，竟然连石达开的家小也一并铲除了，甚至还想杀石达开。从这一层面来看，似乎洪秀全当时已经很难控制局势，或者说韦昌辉和秦日纲已经杀红眼，使得诛杀杨秀清的活动成了一场血淋淋的内战。至于杨秀清此前到底有没有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，则如同是否为洪秀全主使韦昌辉、秦日纲杀杨秀清一般难以考证。不过，按照史景迁等人的说法，东王杨秀清确实曾经十分猖狂，甚至利用“代天父传言”的方法，从天王府夺走了四名年轻女官，而且还想获得“万岁”的头衔，与洪秀全平起平坐。当然，事情到底如何，着实难以考证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天平天国定都南京后，曾经锐意进取的领导者们，开始争权夺势，并因此导致了流血牺牲，使得太平天国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。
韦昌辉杀掉杨秀清后，为何还要大开杀戒
韦昌辉之所以要在诛杀杨秀清后扩大规模，并非仅仅只是韦昌辉个人复仇。这个祸根，早在永安建制时，就已经埋下。太平天国的诸王都是实授王永安建制时，洪秀全一口气封了五个王。这五个王，都是实授王。他们都可以开府，都有自己的官僚系统、私人。历史上，唐朝的秦王李世民。在玄武门之变前，天策府的将领们和秦王说，你要么采取行动，要么放我们回家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如果秦王被太子击败，他们都很可能被杀。如果李世民在权利斗争中被谋害，天策府的这些将领会不会考虑被秦王报仇？因为，这些府将、府兵，一旦老大失败，他们都极有可能会遭到牵连。像魏征这种依然被忠用的，都可以成为千古佳话了！显然，成为千古佳话的概率是很低的。韦昌辉后来敢带3000部队攻打天王府，而这3000人也居然听令而行，可见，这些府兵，忠诚的是北王这样的主子，而不是天王。因此，在杀害杨秀清之后，继续除掉一些东王死党，并非仅仅“因为私人恩怨”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“天京”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。即使这些王格局大一些，也会在形势更好的时候进入内讧模式。相比之下，在同时代清朝发生的辛酉中，慈禧等人夺权过程中，仅仅只诛杀了3人，其他人或流放，或不追究。这就是因为，大清的王爷，都是虚职，他们手下的人，都是大清的臣子，而非某王府的臣子。因此，在雷霆手段完成夺权后，可以“余皆不问”。但对手是“实授王”时，胜利方恐怕就很难这么从容了。即使英明大气如秦王李世民，也长时间受到“太子余党”的困扰。只要翻开历史书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几乎所有的“实授王”都会酿成祸害。汉朝的韩信、英布；清朝的三藩，这些拥有实际权利（或较高威望）的王，无一有好下场。即使是同姓王，也都常常是的源点，如汉“七国之乱”、晋“八王之乱”、明“靖难之役”等等。古往今来，拥有实权的异姓王，多没有善终。他们几乎不可能与天子长期保持互信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即使天王、东王、北王等人拥有更大的格局、更高的素养，太平天国诸王的内讧，也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。东王府的规模巨大由于天王长期不理朝政，东王府几乎成了事实上的权力中心。《贼情汇纂》详细记载了东王府的人员规模。其中，有几个关键信息：东王府，自己就设立了六部。（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，掌管事务。这些人员中，职同检点的141人；职同指挥2人；职同将军3414人！换而言之，如果韦昌辉本着“斩草除根”的心态来，东王府下面光将军以上就有3557人！牵连下去的下级军官、士兵，难以估算。被血腥的，几乎是当时太平天国的中枢系统，此后太平天国纵然依然有名将，但再无当初的“规整”了。当时韦昌辉总共带入天京的也就3000人，人数还不如东王府的将军多！东王余党要是为东王报仇，韦昌辉被杀个100次都有可能！这，大约就是韦昌辉心急火燎大的原因。本应可控的局面，演变成血腥可是，即便如此，这场大也本应可以避免。或者说，本应规模小很多！在杀害东王府两天后，天王下诏（也有说是伪诏）5000名最精锐的东王余党前往礼堂观北王、燕王受刑。这5000多人都依照规定放下武器而去。可见，此时天王是完全有能力，有威望控制局面，从容处置“东王余党”的。所谓“树倒猕猴散”，在这些“东王余党”中，真正愿意死心塌地为东王复仇的绝对是少数。即使是杨辅清，后来在得到妥善对待后，也能忠心耿耿，为太平天国拼到底。何况他人呢？而韦昌辉，当时总共带来3000多人，洪秀全如果有心制止，是绝对有能力制止的！而洪秀全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毫无作为，任由韦昌辉扩大范围，如果不是昏庸至极，就是有意为之了！洪秀全本应有能力早早制止，妥善处理，而不是事前不制止，事后甩锅。不管是昏庸至极还是有意为之，洪秀全的事业，也在这场不断扩大的中走向了没落。杨韦之间的私人恩怨，应不是大的关键至于杨秀清过去对韦昌辉的侮辱、责罚，我认为应不是大的关键。杨秀清给韦昌辉的私人恩怨，韦昌辉所恨者，应该也就是杨秀清，再扩大一点，第一天的“血洗东王府”应该就已经完成“雪耻”了。而后来扩大的大，我认为主要是源自韦昌辉对“复仇”的恐惧。正因为天王的无所作为（或有意为之），韦昌辉才在恐惧的驱使下不断扩大范围。因此，我认为，韦昌辉在杀害杨秀清后的大，源自太平天国天生的制度缺陷，而天王在这次事件中的态度，则是推动这场大的关键。
古代历史中，你认为哪一个酷刑最残忍
作为世界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，在古代的历史长河上，也有其残酷的一面。古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，会使用一些骇人听闻的手段，酷刑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。比如车裂、腰斩、凌迟、烹煮、活埋等等，这些可止婴儿夜啼的酷刑不下十数种，令人听见都觉得毛骨悚然。1、凌迟这种酷刑最初出现在五代十国那段时期，此后的元朝、明朝、清朝都有将其保归入刑罚。在犯人行刑的时侯，行刑者一般都需要是眼明手定的老手，因为这种刑罚共需要割3600刀，并且要求在最后一刀才处死罪犯。所以，凌迟也叫做“千刀万刮”。可见受此刑罚的人一般是犯了滔天大罪、恶贯满盈的罪犯，或是被当权者恨之入骨的人。古代历史上最残忍的刑罚，凌迟首当其中。2、剥皮此刑罚的残忍程度和凌迟不相上下。行刑时从后面脊椎开始，先一刀把背部皮肤分开，再慢慢用刀沿路一也割一也扯，受刑者往往生不如死，很快便会痛昏了过去。剥皮之刑用得最多的，无疑就是明太祖皇帝朱元璋。他先后泡制了胡惟庸、蓝玉两起“谋反”大案，大肆诛杀明朝的开国功臣，文臣武将几乎殆尽。除此之外，朱无璋还用剥皮示众酷刑来惩治贪官污吏，受刑的贪赃官吏被活生生地剥下皮，再在人皮中填满乱草，缝合起来依旧是个人形，然后挂起来示众。3、车裂车裂又叫“五马分尸”，在行刑的时候把犯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用长绳绑住，另一端连住五匹马，然后鞭打马匹，使之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，就这样硬伤伤把人的身体硬撕裂为几块，场面可谓是相当的惨绝人寰，让人看着为之胆寒。4、活埋古代在的战国时期，秦始皇一统六之前，秦国与赵国开战，赵国战败，秦国领军的是一代名将白起。此君可不是一个易与之辈，说是一个大杀神也不为过。是役，赵国难当白起一合之将，40万士兵当了降卒。大杀神白起也真的是无愧杀神之名，残忍地活埋了赵国四十万降卒，其残忍程度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5、烹煮烹煮的代表性人物要追塑到商朝纣王。当时周朝西伯侯的儿子伯邑考在殷都作，纣王偷偷命人把伯邑考放在一个大锅里烹煮，然后将煮好的肉羹赐给西伯候吃了，以此为乐。由此可见商纣王此人是多么的残忍好杀，心里极度扭曲。古代的酷刑实在是太多了，在这里就不一一细数了。那么，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酷刑呢？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的酷刑？1、古代虽然也有刑法，但不是法治社会，而是人治社会，所有酷刑刑法都是为了君主的制度服务。所谓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，就是因为古代平民百姓根本没有可言。没人身权利就没有保障，那么就更是不会存在，“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也是一句空谈。2、酷刑是为了惩戒违背朝廷律法的人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，让百姓都忠于朝廷。统治者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统治社会，他们设定出各种残酷刑罚，来判罚、约束平民百姓，只是为了自己的统治更有威慑力，根本就没有考虑平民百姓的死活的。
杨秀清为何只派林凤祥、李开芳率两万太平军北伐
太平天国的北伐可以说是其前期的一大失误，虽然损失的人马不算多，2万人左右，但这2万人也基本是太平天国的精锐主力，按照当时的说法，这2万人都是清一色的从广西出来的老兵组成，也就是太平军常说的“老广西”。丧失这样一支精锐生力军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北伐的大概经过在北伐之初，当时太平天国高层对于北伐并没有足够的重视，不但派出的部队不多，而且领头的也不是太平天国的真正高层人物，根据李秀成在其《自供状》中的排名来说，林凤祥和李开芳在当时的太平天国中排名在六、七位的样子（第二位为东王杨秀清、第三位为西王萧朝贵、第四位为南王冯云山、第五位为北王韦昌辉、第六位为翼王石达开、第七位为燕王秦日纲，因为之前西王萧朝贵和南王冯云山都先后战死，所以排名就往上顺了两位），如果要真的重视的话，那么派出的至少应该是一位带王字的高层人物。如太平天国的西征，领头的就是翼王石达开。而北伐军能一路打到北京附近，也并不是说一路上攻城略地，然后一个一个地占领着打到北京的，而是按照杨秀清“师行间道，疾驱燕都，无贪攻城夺地”的战略方针作战的。按照这样的作战方针，其实就是流动作战的意思，这种作战方针在一开始就决定了北伐军必然失败，因为以2万人的人马即便是运气非常好，一路打到了北京，就算占领了北京，北伐军也要面对清军大批部队的围攻，而一路上没有占领城池，那么这支深入的孤军就得不到任何的后勤供给，增援部队还要从南京一路打到北京，增援难度可想而知，这也是后来杨秀清连续派出增援部队没能成功的原因，孤军深入的北伐军最终只能被困死。当然，在北伐的途中北伐军也招了不少人加入到队伍当中，整个北伐军也一度扩张到了号称几十万人之多，但是没有固定的根据地，这么多的部队也就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，这种情况下人数多就是累赘，也起不到战斗力的作用，其实北伐军在一路上招募的部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不过这一切在北伐军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明显，北伐军从浦口出发，经安徽进入河南，之后横渡黄河，一路转战打到了天津附近的静海，这一举动一度震惊了整个清廷。当时北京就有十多万人迁出了北京，繁华的前门大街也一度冷清。北伐军能一路打到北京附近，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清军战斗力实在太差。根据当时的记载，即便是号称清军精锐的黑龙江马队，在对战北伐军作战的时候也是直接就丢盔弃甲，一路行乞回到了北京，一时间北京城乞丐遍地，这些乞丐其实都是组团跑回来的八旗精锐。在这样危机的情况下，咸丰任命了八旗中唯一还能打的僧格林沁为主帅，全权负责对战北伐军。而僧格林沁则改变了战法，以往都是派部队跟北伐军死磕，他不这样做，而是采用了围困的，这个被证明对付北伐军是非常奏效的。当时林凤祥的北伐军打到静海、独流的时候便陷入了僧格林沁的重围，恰好这个时候北伐军的运气也不好，遇到了大雪天气，北伐军由于缺衣少穿，冻死冻伤了不少(其实这也是流动作战的缺点，部队缺乏补给）。而僧格林沁围困北伐军以后也不与北伐军作战，就是围困，等到弹尽粮绝了再发动进攻。面对僧格林沁的围困，林凤祥最终选择了突围，而僧格林沁一路也只是追打北伐军，并不断地围困，林凤祥撤到埠城的时候再次被僧格林沁围困，然后就是车轮战，打的北伐军精疲力尽。到了北伐的后期，清军方面的战术是对路了，情况就直接扭转了，哪怕当时咸丰不断地下命令要僧格林沁总攻，但僧格林沁还是按照着他既有的战术去打，最终拖垮了北伐军。在面对北伐军的危机局面，东王杨秀清其实也是压力山大的，毕竟派出去的是2万多的“老广西”，是太平军精锐中的精锐，王牌中的王牌，真损失掉了打击就太大了。但救援的时间也很晚了，直到北伐军打到天津的时候才开始派兵救援。杨秀清先是派了曾立昌等人前去救援，曾立昌也打到了山东临清，一度离埠城只有200公里，结果被清军打败，曾立昌也在战斗中战死。之后的救援就都没有曾立昌这么顺利了，连燕王秦日纲前去救援都被打了回来，北伐军最终也就彻底断了援军。只派2万人北伐的原因分析个人观点，杨秀清只派林凤祥、李开芳的2万多人北伐，其目有以下几点：一是杨秀清打削弱西王萧朝贵的存留势力，确保自己在朝中一家独大。其实林凤祥和李开芳都是原先西王萧朝贵的势力。在太平天国的高层领导人中我们也知道，能够附体的只有两人，一人是东王杨秀清，属于“天父附体”，另一人就是西王萧朝贵，属于“天兄”附体，这种附体的把戏虽然今天我们是不会信的，毕竟都属于“跳大神”那种事情，但当时的人都非常相信，可以说如果西王萧朝贵能一直活着的话，他也一定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东王杨秀清，不至于会让杨秀清后来一家独大，连天王洪秀全都完全不放在眼里了。不过想来也有些滑稽，如果杨秀清“天父”附体的同时，萧朝贵再来个“天兄”附体，不知会是什么场景？虽然萧朝贵在长沙战死了，但他还留下了相当的势力，林凤祥和李开芳就是这股势力的班底人马，他们在当时的太平天国朝中有着相当的影响力，一定程度上也能制约杨秀清。如果林凤祥和李开芳留在朝中，那么对于杨秀清的大权独揽其实是个威胁，或许一开始杨秀清也只是想把这班人马派出去打，并没有想置他们于死地，只要他们不在南京附近就行了。或许杨秀清一开始也不指望他们真的能打到北京，也不指望他们能拿下北京，只要牵制住北方清军的部队，减少南京方面的压力就行了。不想北伐军真的打到了北京附近。二是当时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并不多，动员北伐的2万精兵已经是下了很大力气了。当时太平天国的精锐来说，总共在5万人左右，2万人西征，2万人北伐，留了1万人驻防天京，也就是说，派2万人北伐其实是动员了能动员的所有精锐，虽然我们看起来人数不多，但对于当时的太平天国来说，是拿出了家底了。三是当时太平天国的重点并不在北伐，而是在天京周边及西征上。当时清军在天京附近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，直接威胁到了天京城的安全，另一方面，为了确保天京的安全就要攻占长江中上游的城市，于是就有了西征。对于天京的安全和西征，是当时太平天国最为重视的地方，北伐的目的恐怕也不是要攻占北京，而是牵制北方的清军，使其不能南下而已，说白了，北伐还是为保证天京安全和西征服务的。杨秀清作为一位出色的战略家，他心里其实非常清楚，2万人不可能能拿下北京，要林凤祥等人打到北京，也只是让他们去尽量扰乱清廷的部署，一开始杨秀清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指望他们拿下北京。所以综合以上，我认为最接近太平天国北伐的情况应该是，一开始太平天国就制定了以天京的安全为中心的战略，确定了北伐和西征。北伐其实是为天京的安全服务的，目的其实是为了牵制北方的清军。至于要他们打到北京，流动作战，其实就是为了搅乱北方清廷的战略部署，用最少的人马，达到最大的牵制效果。只是没想到林凤祥和李开芳太能打了，竟然真的打到了北京附近，只是打到这个份上，要叫他们回来也来不及，救援也救援不了，最终才导致了北伐军的全军覆没。
